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1日06:46 中国青年报

　　郭建光

　　30路公交车刚一现身，平乐园北站站台上的人就像炸开了锅，原先排得一条长龙迅速憋粗。人们争先恐后抢占有利地形，以便公交车一靠站，能以最快的速度挤上去。

　　人流中的秦璐(化名)飘摇不定，被周围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不断有人擦着她的身子挤过去。车门前的她，犹如撼树之蚍蜉，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抵制来自四周的力量，最终她离车门越来越远，直至被彻底挤了出来。

　　车门关了。公交车发出沉闷的喘息声，载着超负荷的笨重躯体向下一站驶去。

　　目送公交车远去，秦璐无奈地摇了摇头。在这场近3分钟的肉搏战中，她彻头彻尾失败了。失败意味着可能迟到，而迟到意味着会扣除奖金。

　　几分钟后，852路公交车驶进站台。这一次，秦璐放弃了30岁女性的矜持，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在人流中左冲右突，一番冲杀后，终于挤上了车。此时，她的脸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

　　“自从来到北京，我的生活就上了快车道。”秦璐站定后，从包里摸出一包纸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有人说纽约像天堂，纽约也像地狱。其实这话现在可以形容北京。”

　　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打仗

　　挤上公交车，秦璐苦不堪言的上班之旅才刚刚开始。此后的一个半小时内，她还要在一号线地铁、二号线地铁和十三号线城铁之间辗转“肉搏”，等到达公司后往往已经精疲力竭了。

　　当然，她也可以选择乘坐 出租车，沿东四环北向而行。不过，代价是70多元钱和1.5小时。与5.4元的公共交通费和1.5小时的代价相比，作为打工一族的她只能选择后者。

　　公交专线上的852路公交车开得忽快忽慢，不时伴有急刹车。车上的乘客随之向前后倾倒，尖叫声、咒骂声此起彼伏。一个拥堵和闷热的早晨，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车厢内，人们要保持一份好心境，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到一站，下车的乘客几乎是零，但仍会有不少挤车“高手”，像泥鳅一样钻进车门。这个车厢，仿佛是一个有弹性的容器，只要使劲一挤，就能再多容纳一些。可容器里的人不干了，他们的空间一直在缩小，于是，各种小摩擦，一路连绵不绝。

　　秦璐索性不再找扶手。即使她想找，站在车厢中间，也力不能及。身体贴在肉墙上，倒也站得安稳。

　　“我的一个朋友，个子不高，抓扶手有些费劲。”被挤得手足无措的秦璐刚开口，便忍俊不禁，干脆笑出声来，“有一次，她的前后左右都挤得严严实实，她又闷又困，竟靠在前面一个大胖子的肚皮上睡着了。你想想车上有多挤。”

　　有几次，秦璐的脸就是一直贴着窗玻璃到达目的地的。“车外的人看了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她苦笑道。

　　当这个超级城市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流动人口的时候，这些流动人口也在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消化系统和传输系统。每日1100余万的出行人员，对于只拥有2.5万余辆运营车辆、800多条公交线路，以及114公里地铁的北京市公共交通系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断拓宽的马路，不断增加的运营车辆，在充分释放这个城市能量的同时，也将这个城市逼入一种逼仄的状态。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大饼一直向外摊，可出行难的问题依然是这个城市的头等问题。300余万辆的机动车总数，降低了市区路网的抗风险能力。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这个城市的某个点上，瞬间就可能瘫痪。

　　拥堵已经成为这个超级城市的常态，只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人们就不得不预算出路上两个小时的裕量。即便如此，心里仍不会踏实。

　　20分钟后，852路公交车到达大望路。秦璐颇费一番周折才挤下车——对于满载的公交车而言，挤上挤下同样困难——随着如潮的人流钻进地铁站，花5元钱买了一张地铁通票，再经过一番“有失淑女形象”的“肉搏”，终于挤进开往建国门方向的地铁。

　　地铁车厢里密不透风，臭汗味、呼出的大葱味、香水味等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令人掩鼻。嗡嗡作响的空调排出的冷气，根本无法与人体散发出的热量相抗衡，不少人只能折起手中的报纸当扇子用。人们脸上带着焦虑、不耐烦、睡意，任何无意的碰撞都可能引发一场“口水战”。与公交车一样，每到一站，上下的人流总会引起一阵骚动。

　　10多分钟后，一号线地铁到达建国门地铁站，秦璐费力地从车厢内挤出来，又随着如潮的人流换乘二号线地铁。在这种环境中，哪怕稍微放慢一些脚步，便会阻挡后来者的步伐。

　　“到处都是人。实在是烦透了。”秦璐挤进开往西直门的地铁，松了一口气，“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打仗。”她说。

　　西直门转乘城铁时，情况稍好一些。毕竟是开往城外的，人相对少一些。可是从地铁站到城铁站，步行需要10多分钟。她有些不耐烦，嘟囔了一句：“设计得真差劲，怎么就不能连在一块儿？”

　　9时20分，秦璐终于走出城铁五道口站。再步行10分钟，她就可以跨入清华东门外的一栋写字楼，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趟赶路下来，秦璐“出了一身臭汗”。“我很少化妆，即使是淡妆。”她拿出化妆盒稍稍整理了一下仪容，淡淡地说，“我总不能带着横七竖八的粉痕见同事吧。”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交通成本如此之大，是这位来自西安的女子始料不及的。每天3小时的上下班路程，燃烧了她的时间，她的能量，也燃烧了她的激情。

　　“睁开眼上班，回到家睡觉，连恋爱都没有激情了。”她抱怨道。

　　在西安时，从家到上班的地点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天气好的时候，秦璐会“闲庭信步”般走着上班。“不仅能锻炼身体，还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欣赏周围的风景”。但是，在北京，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早晨7：00起床，洗漱之后，吃前天晚上买好的早点。8：00出发，通常情况下，9：30到达公司。17：30下班，18：30分到达大望路。如果没有特殊安排，秦璐一般在SOHO现代城附近找一个馆子吃晚饭。晚饭过后，再搭乘公交车回家。偶尔她也会逛一下附近的商店或书店。

　　但这个时间表，对她而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公司经常加班，一加班，晚饭只好在公司附近吃，回家的时间就没准儿了。

　　工作时间加上消耗在路上的时间，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一再被压缩。

　　“平时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活动范围基本就是两点一线。”咖啡馆里的秦璐一脸倦意。她说，经常有要好的朋友打电话说聚聚，可总是聚不起来。大家都很忙很累，路上又要花费两个小时，想想就犯憷，“结果，感情越来越淡，朋友也越来越远了。”

　　休息日的时间，秦璐会“掰着手指”安排。周六上午习惯睡一个懒觉，补充一周的睡眠。下午，整理房间。周日也要睡懒觉，起床后才“给自己一点时间”，或看书，或购物。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秦璐说，除睡觉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做饭、接待客人、享受亲情等，她现在这个家，基本不具备。除了偶尔煮粥、煮泡面及在冰箱储存一些熟食、饮料、水果外，厨房几乎没沾过油烟。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城市的居民，生活与工作的空间距离一再被拉大，连带着也拉大了时间的距离。时间和精力每天都消耗在无止境的堵塞和拥挤之中，再加上一天工作的劳累，回到家，谁还有精力再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呢？

　　家的功能越来越被简化成只是睡觉的场所。回龙观、天通苑、望京和通州等人口比较密集的超大社区，工作日早晨，人流从各个家中涌出，奔向四面八方。晚上下班，又从四面八方涌回社区，睡上一个晚上，次日，又开始周而复始的循环。北京人通俗地称这些社区为“睡城”。

　　无谓的消耗，在挤压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之际，也在挤压着她的审美情趣。

　　“小巷深处”的幽静，“细雨葱翠”的空灵，“古城素裹”的淡雅，京城的美景一开始就与这个总“在路上”的奔波者毫不相干。这个“素有审美细胞”的女子，来北京后，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欣赏周围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在西安，她有大量的时间柳下垂纶、雪夜赏月。

　　金钱上的压力更无处不在。不断飙高的 房价，在挑战每一个寄居者的心理承受极限。买房要承载还贷压力，不买房又担心房价节节攀升，这种矛盾心理，挑战着每一个寄居者的理性选择能力。

　　今年4月，秦璐被迫选择做了“房奴”。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2500元／月的银行还款，300元／月的物业费，200元／月的水电费。仅房子一项，几乎花掉她1／3强的薪水。

　　“我基本上是月月光。”秦璐喝了一口茶，笑了。而她在西安的时候，虽然月薪远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每个月都能节余下一些，“每天寻思着钱怎么花出去”。但现在，如果生病了，一个月不工作，她就不知道该如何过下去了。

即便生活压力如此之大，私人领域如此局促，但北京依旧是流动人员的理想漂泊地，不少外地人就像着了魔一般迷恋北京。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涌出的人群中，一些人就此留了下来，过起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

　　《北京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年末，北京市登记的流动人口达383.4万人，较去年增加26.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4.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介绍，根据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这些流动人口中，有专科以上学历的，不足10%。

　　尽管没有确切统计，高学历人群究竟占这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多大比例，但仅从秦璐的收入上可以推断出来，大多数的流动人员，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焦虑和忙碌，不会比她更加轻松。

　　5年前，大学生秦璐“带着梦想”、简单的行囊，以及各种证件，只身来到了北京。此前，生活在古城西安的她，对首都充满色彩斑斓的想象。她始终坚信，“北京是个有未来的地方”。

　　古老的紫禁城，人民英雄纪念碑，颐和园的石坊， 圆明园的废墟，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荷塘月色，笔直的街道，老胡同，四合院，这些新老北京的象征，无一不印在她的脑子里。

　　不过，这些关于北京的印象，都是她从课本里、电视上、媒体中，以及别人的谈话中移植过来的。也正是这种重复的移植，加深了她对北京的向往。

　　西安的天，总是灰蒙蒙的。一个阴霾的日子，下班回家的秦璐路过钟楼，突然放声大哭。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20年后的我。”秦璐说，待在西安那样的城市，20年后，甚至更多时间之后，她的生活将不会有太大变化，也许会一成不变。而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的。

　　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决定到北京“混”。

　　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混”在北京的人，怀揣着像秦璐一样的梦想。但每个受访者普遍看重的是，北京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高素质的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就业机会、有无数选择的理想漂泊地。只要自己“肚里有货”，不愁找不到工作。

　　秦璐到北京前，她称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直到生活了数年，她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可选择的机会”，还有“相对公平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而这些，是中国许多城市“相对欠缺”的。

　　前些日子，她因工作上的一些手续问题，曾多次打电话到西安的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总是不耐烦，还说不清楚，有些人干脆就把电话转到无人接听的号码上”。无奈之下，她动用了一些地方关系，才把问题弄明白。

　　“办事的成本太高。”提起前些天的恼火事，她的脸上出现愠怒的神色。她也曾就此事咨询过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尽管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无力解决，但把事情解释得很清楚。这一点让她非常满意。有亲朋好友劝她回老家工作，承诺更

　　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轻松的生活，但秦璐一一回绝了亲友们的好意。

　　“我每天都在诅咒这个城市，却从没想到过要离开。就冲着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我也不离开北京。”秦璐喝了一口果茶，惬意地说。

　　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5年前，秦璐带着瑰丽的梦想来北京寻找未来的时候，只有憧憬。比如，在北京买一套大房子，买一辆高级轿车。

　　她没有考虑过，作为一个在北京发展的外地人，究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多少代价。她也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她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个城市会不会接纳她。

　　“在青春年少的岁月，这些问题是排不上日程的。”秦璐说。

　　置身北京后，她才发现，除了生活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外，现实的北京与她梦想中的北京，还存在着不小的反差。比如，她发现北京高考学生的分数普遍比外地学生低，她自己的考分要在北京完全可以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学，而不用蜗居西安读书。还比如，她发现，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完全不能做的，北京市保护一些行业禁止外地人介入。虽然她所在的工作圈子并没有因为她的外地户籍而排斥她，但她仍感到“不公平”。

　　“我看重的是一种机会平等。”秦璐说。这个看起来包容大度的城市，有时竟封闭到让她难以理解。外地人就业禁区以及北京市政协委员限制外地人进京的呼吁，更让她感到不快。

　　今年6月，秦璐因工作需要到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必须回老家办理。为此，她不得不耽误两天的时间，并为民航业贡献了两张机票。

　　“同样都是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非要设置一些人为障碍呢？”她重重叹了一口气，“都是户口，户口，户口。”

　　同样也是因为户口，秦璐的朋友，来自郑州的李建军目前正在做一个“艰难”的抉择：回去还是留下。

　　2004年，李建军受聘于地处北京的某行业协会。这位在摄影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女教师，因为看重北京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决然告别丈夫和女儿，只身到京城闯荡。起先，聘用单位答应给她办理北京市户口。后因种种原因，户口未能办成。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努力工作，原因之一是她拿到了北京市绿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按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当时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拼命工作。”在北京工作的3年里，李建军在摄影界已颇有建树。但即便如此，她的北京户口梦仍然化成了泡影。“北京户口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考虑的主要是孩子的考学问题。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李建军到北京后不久，一次和丈夫电话交流时，丈夫透露说女儿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她马上意识到女儿到了青春期，身体发生变化，无法和父亲沟通。

　　“如果我不把女儿接到身边，会影响女儿的身心健康。”李建军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她也要将女儿带在身边。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高昂的择校费和赞助费外，最重要的是，正在北京读高一的女儿的知识结构问题。

　　如果她的女儿继续在北京读书，高考时回河南，那她在北京所学的知识将无法应对河南的考题。当然，即使现在回河南，仍存在一个学籍问题，未来能否在河南参加高考，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有一点确定无疑：没有北京户口，目前肯定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这位摄影界有头有脸的人，决定来北京之前，已经将郑州的房产卖了。她和丈夫商定，等她在北京站稳脚跟，丈夫随后就过来。因此，如果现在再回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女儿多次找我谈话，问我怎么办，我都无言以对。小小年纪，本来是不应该承受这些的。”站在望京27层楼的家中，李建军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风景。“网上有一些人正在呼吁这事。如果实在没办法解决，看来我只能回去了。”

2006年5月10日，北京公交一卡通正式启动。不久后，秦璐买了一张。从此，她和北京人一样，享受到了出行的市民待遇。而在此前，公交系统推行月票。月票是北京人的专利，外地人无权购买。

　　“省不省钱倒无所谓，关键是不能受这种歧视。”这位西安女子，骨子里有很强的权利意识。“如果大家都机会平等了，反而我就不争了。”

　　“不过客观说，北京也在慢慢地变。如果抛开成见，理性地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在逐渐开放，在逐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秦璐说，“比如买车，以前只有有北京户口的人才能上牌，现在有暂住证就可以上牌。再比如暂住证，可有可无，也没有听到有警察随意拦住行人就检查暂住证的事情发生。”

　　秦璐的另一位朋友叫刘舒慧，来自内蒙古 呼和浩特。1998年定居北京之前，她在广州和宁波两个城市分别工作了一年以上，除西藏外，每个省区市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在刘舒慧看来，广州睁眼就是钱，而宁波总让人担忧治安问题。“北京就好多了，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有良好的秩序。我在这里能获得安全感和被尊重感”。

　　定居北京后，她在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从事公民教育、社区民主自治。2002年，她所在的机构与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北新桥街道一起组织并指导了九道湾社区的直选。

　　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发布。《意见》规定，社区应设立社区代表会议，由社区内的本市居民、驻区单位和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的外地来京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按一定比例推选产生。

　　这一关于外地人可以参与社区管理的规定，在2002年8月九道湾社区的直选实验中，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体现。九道湾直选实验中，按比例产生了两名外地来京人员的代表。他们可以直接参与社区的管理。

　　“我认为，九道湾直选实验中能有流动人口参与投票，并参与社区管理，对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刘舒慧说，这表明北京在逐渐接纳流动人口。

　　2004年，北京市废止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管理规定》等限制流动人口的行政法规。次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废止了实施10年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张引对此表示，条例的废止“具有公民权利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公民权利时代的到来”。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城市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正在一点一滴修补着自己的不足。”刘舒慧说。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

　　与北京每个有纳税能力的市民一样，秦璐每个月也照章纳税。具体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财务都给我做好了，一分钱也不会漏缴”。当然，李建军也在这个行列里，因为要续签绿卡，必须提供详尽的完税证明。

　　像秦璐、李建军等近400万的流动人口，对北京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学者研究显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对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27.96%。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北京的贡献不可小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说，“随着近两年北京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我估计这种贡献会有增无减。”

　　然而作为为北京做出不小贡献的群体中的一员，身份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地困扰着秦璐：“说我是北京人吧，北京政府不承认；说我是西安人吧，我已多年不在西安生活了。”

　　最终，秦璐自嘲地为自己想出一个巧妙的答案：“北京的外地人。”

　　不过，在一些老北京人看来，如今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才是硬指标。此外，体面的衣着、优雅的谈吐，这些外在的符号，也正在改变着北京人心里对外地人的印象。

　　“外地人也分三六九等。”一位曾供职于一家中央媒体、现已退休的老北京人说。在他看来，老北京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他们私底下认为北京的脏乱差都是素质比较差的外地人造成的，因此很排斥；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高层次的外地人另眼相看。

　　不论北京市是否仍存在户籍歧视，也不论当地人怎么看待流动人口，秦璐已不像过去那么在意了。“北京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嘛。大家其实都生活在外地人的圈子里，只不过有些人有北京户口，而我没有而已。”她说，“只要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有没有北京户口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至于能否像北京人一样，享受地方的政策性福利，对她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刘舒慧却很在意自己的这一切。她一再强调自己的“北京人身份”。

　　“我纳税了，我参与北京的建设了，为什么不能说我是北京人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北京人。’尽管北京现在还不承认，但我相信它迟早会承认的。”刘舒慧在发给记者的一条短信中如是说。

　　从1998年到现在，刘舒慧从来没有办过暂住证。每逢听说居住地要查暂住证，她就躲到朋友家去。虽然被查到过一次，并为此付出50元钱的代价，但她一直固执地拒绝办理。

　　“我没有必要暂住到祖国的首都。”她强调。

　　从15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旅游，用“审美的目光看北京”，到9年前，选择移居北京，“嫁给这个城市”，用“建设者的目光审视北京”，挑剔北京，她正在完成从寄居者向首都公民的过渡。“我要帮着北京改掉自己的某些毛病。”她乐呵呵地说。

　　她认为：“心态决定行动。”自己不能只满足一个被动的参与者的角色，而要成为一个主动的建设者。“如果喜欢一个城市，选择在一个城市居住，就有义务参与建设一个城市，就像建设自己的家一样。”刘舒慧滔滔不绝，“不能持过客心态，漠视这个城市出现的问题，任由它坏下去。只有如此，这个社会才会更健全，更有秩序。”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这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年轻人说着，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本报记者  邱黎斌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日，受湖南省衡阳市医药公司破产清算组委托，衡阳市兴泰拍卖有限公司对衡阳市医药公司仓库（衡阳市石坳路６６号）整体资产进行公开拍卖，衡阳市金海饲料贸易有限公司和衡阳市福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参与竞买，经过激烈角逐，最后衡阳市金海饲料贸易有限公司竞得并当场签定《拍卖成交确认书》，而未竞买成功的衡阳市福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随后向衡阳市国土局报告，称该拍卖标的是其修建红湘南路的补偿用地项目，因此本次拍卖无效，３月２９日，衡阳市国土局复函，以没有得到国土局的委托为由视上述拍卖无效，将不予办理土地审批手续。一起看似简单的拍卖变得错综复杂，同时也凸显一些地方国有资产处置的尴尬。

    拍卖方式处置破产企业资产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衡阳市医药公司因经营不善，经衡阳市政府办以衡政办函?眼２００３?演８４号批复依法破产改制，经评估确认，该企业合计评估值３９４３．０２万元。后经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衡阳市国资委）批复，将评估报告中应收账款１１３．９万元、其他应收款２３０．９万元等合计５５９．２３万元另行处置外，其余评估值为３３８３．７９万元的改制资产以评估值作为起拍价进行拍卖。

    据委托方及衡阳市国资委的批复，湖南省兴泰拍卖有限公司分别在衡阳晚报、湖南省产权交易网站及其公司网站发布拍卖资讯，并于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在该公司举行了公开拍卖会，先整体拍卖，无人应价，后改为分开拍卖，成交两处，其他资产流拍，流拍资产包括衡阳市医药公司仓库。

    ２００６年８月，衡阳市医药公司破产清算组再次上报衡阳市国资委，申请对流拍的改制资产依法重新进行降价处置，同月２８日，衡阳市国资委以衡国资产权（２００６）１１９号予以批复，同意在评估值基础上下降１０％，即２２８２．７万元作为拍卖底价进行拍卖处置，先整体拍卖，如无人竞买，可分块处置。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０日，湖南兴泰拍卖有限公司再次举行拍卖会，除衡阳市医药公司仓库整体资产外，其他资产全部拍卖成功，此次拍卖，极大地缓解了职工安置资金的压力，稳定了大部分职工。为彻底安置好职工，临近２００７年春节时，在委托方的要求下，湖南兴泰拍卖有限公司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并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１日在衡阳日报发布公告，同月２０日，在衡阳市政府服务中心五楼第三次公开举行拍卖会，衡阳市福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和衡阳市金海饲料有限公司报名参加买竞，经过２２次举牌竞价，从６４２万元起拍，最后７０５万元成交，衡阳市金海饲料有限公司以高出起拍价７５万元的价格竞得。

    国土部门宣布拍卖无效

    竞得该资产后，衡阳市金海饲料有限公司并以为万事大吉，开始计划启动其４万吨的优质米生产项目，并与农户签订了部分种植合同，但接下来发生的，令其始料未及。

    拍卖会结束会，衡阳市福泰有限公司向衡阳市国土局提交了报告，称该拍卖标的是其修建红湘南路的补偿用地项目，因此该拍卖无效。很快，衡阳市国土局以没有得到国土局的委托为由，复函衡阳市福泰房地产有限公司，表示湖南兴泰拍卖有限公司本次拍卖无效，国土部门将不予办理土地审批登记手续。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４日，衡阳市国土局副调研员谢君在其办公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国土部门才是行使土地管理的主体单位，衡阳市医药公司仓库整体资产的拍卖涉及到土地，因此必须经过衡阳市国土部门的批准或授权，并到市土地矿产品交易中心挂牌，根据企业改制实际情况，可以免交费用，但牌必须得挂，否则会影响到整个衡阳二级土地市场交易。

    凸显国有资产处置尴尬

    上述举动让衡阳市金海饲料有限公司措手不及，于是就此事再次咨询衡阳市国资委，得到的回复非常肯定：拍卖的所有行为合理合法，完全有效。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４日，衡阳市国资委副主任兼总经济师易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拍卖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成功的，是合法有效的。国有资产处置的主体是国资委，但土地属于特殊国有资产，我国有些东西存在交叉关系，针对土地来说，国资委系统有相关的规定，国土部门也有相关的规定，各部门在行使职责时，基本是参照本行业的规定，衡阳市国资委在资产处置时，按照国资委系统的规定只在衡阳市国资委挂牌，当然，不可否认国土部门按照国土相关的法规，在土地这块提出了异议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强调，国有资产的处置关键点是一定要公开、公平，确保国有资产最大化，确保安置好职工、社会稳定为前提，至于出现了一些问题，可以协调解决。

    衡阳市委纪要?眼２００６?演１号文件相关决议显示，“土地、房产和企业资产整体处置由市改制办出具挂牌意见书统一向相应产权交易中介挂牌，由国土部门办理过户手续；纯土地且需改变使用性质的资产处置由市国土局单独委托挂牌；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资产处置，国土局免挂牌程序，并办理过户手续。”

    根据这份文件，衡阳市金海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卫东认为，衡阳市医药公司仓库是包括土地、房产和企业资产整体处置，处置授权挂牌的主体单位是市改制办而非市国土局，因此国土部门否定拍卖是与衡阳市委纪要相违背的。他同时表示，他所竞得的资产拍卖处置程序与此前该市众多企业资产处置方式基本相同，包括衡阳市医药公司此前处置的其他几千万元资产，值得强调的是，此次竞拍还让国有资产增值６０多万元，不同的是，衡阳市医药公司仓库是衡阳市蒸湘区政府给予衡阳市福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修路的补偿用地。

    谢君也提到该宗土地是蒸湘区政府为了修路给予的补偿用地，他坦言，严格来说是肯定不行的，但区政府也有他们的难处。

    事实上，正因为有了这个前提，衡阳福泰房地产有限公司早就视该宗资产为囊中之物，在没有竞得后向有关部门报告，进而引发对国有资产处置的争议不断。

    负责拍卖上述资产的湖南兴泰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亚林告诉记者，在拍卖操作程序上该公司严格遵循了《拍卖法》及拍卖管理规程，因此理应受到《拍卖法》的保护，拍卖结果不可以随意宣布无效。

    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黄律师认为，从实践中来看，各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为了加快国有不良资产的处置、妥善安置企业职工，提高办事效率，很多情况下是采取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来处置国有资产的转让（包括拍卖事宜），即在没有完全履行各项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先行将有关转让资产挂牌，寻找买家，在找到买家后，再办理有关审批手续。一般来说，在拍卖转让之前国资委也会向各个主管部门通气，这是一种惯常的做法，但是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这是国土部门为什么坚持拍卖无效的主要原因，实事求是地说，有些破产企业的国有资产处置具有急迫性，需要尽快安置职工、避免群体事件。因此从国家整体利益而言，有关各方应该进行有效协调，确保国有资产妥善转让，维护各方面的利益。